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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陂镇的张廖氏宗族与民俗文化(13)

2016-8-23 11:33| 发布者: admin| 查看: 253| 评论: 0|原作者: 刘劲峰魏丽霞||来自: 闽客交界的诏安

摘要: 1.关于张廖氏的源流世次(0张廖氏复姓宗族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关于该宗族形成的原因与过程,目前所依据的主要是官陂《张廖氏族谱》上的记载。但研究得知,官陂《张廖氏 ...
1.关于张廖氏的源流世次
(0张廖氏复姓宗族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关于该宗族形成的原因与过程,目前所依据的主要是官陂《张廖氏族谱》上的记载。但研究得知,官陂《张廖氏族i普》形成的最早年代为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在此之前“未有修谱者",这时距离传说中的张元仔人赘廖家,已经过了402年,传了18代,而距离传说中的张氏漳州开基始祖张虎、云霄始祖元甫公更有千余年之遥。且据当地长者报告,由于明代初年民间立墓碑,官府要课以很重的碑税,所以张廖氏六世以前的祖墓(五世祖道文除外)一概采用不封不树的墓葬形式,外表看不出任何标志。为了证实这一说法,笔者在当地长者的引领下,特意考察了位于坪寨的张廖氏第二代祖妣章氏七娘的坟墓。的确,展现在笔者面前的,只是个稍稍凸起的土坡,如果不是有人指点及地上留有插过香的痕迹,谁也不会知道这是座古墓。又据民国《诏安县志》“选举志"记载,整个明代,官陂张廖氏只在明崇祯年间出过一个贡生,可见文人很少(尽管族谱中说友来公的4个儿子都是太学生,但那只是一个传说,并无真凭实据)。既然如此,那么在402年之后,第十四世祖朝玉及第十五世祖文驹又是如何知道始祖的历史及各代祖先的名讳与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世次关系的?看来,唯一的办法只有传说加创造。也许正是因此,我们现在能很容易地看出族谱中出现的许多纰漏。比如,乾隆朝十四世祖朝玉在叙述其先世渊源时,自称“自伯纪公讳虎。始公之先,本河南祥符人氏,唐仪风间从陈元光经略全闽,封威武协应上将军,镇守漳州,因家于漳",“数传至明山公.一“有五代孙宋隆庆时回河南省祖,遂往河南不回。(又)传五世至明甫公,兄弟同登进士,共仕于朝。因宋帝避元于闽,元甫公遂挈其妻子来漳州寻祖一一故至西林而卜宅焉"。在这段记述中,且不说整个唐朝根本就没有“威武协应上将军"这个职衔0)且两宋之际,北方正经历外族人侵,战乱频频,从而使得大批北人渡江南迁。之后便是长达百年的宋金南北军事对峙。其间,南方相对安定,而北方则纷争不断。这时,明山公的五世孙竟会逆大潮而行,弃安就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再看朝玉列出的张氏漳州一至六世与云霄一至六世的世 次关系(附录1 ),从中可以很容易发现,前者的四至七世与后者的二至五世,不仅名讳相同,其所传后嗣的数量也一样(除前者的第七世稍增加了几名后嗣之外),显然是相互复制的结果。又官陂廖氏的祖源,乾隆时所修的《(上祀堂)族谱》0尚且阙如,但到了1959年的《张廖氏族谱》,便变成其先祖为汉昭烈第27代孙廖圭公“于宋时随军驻扎上杭,分传八枝,廖义公移往二都,而官陂是其一脉"。而到1979年的《廖氏大宗谱》则进一步演绎成“(廖圭公)随宋(宋为唐之误一 , 一笔者)朝陈元光将军开辟漳州,驻扎上杭",显然这也是相互传抄,并稍加编撰的结果。
可见张廖氏的先世历史并不完全可信。而对于张廖氏官陂始祖及 三世祖的来历,各房所撰的房谱也是说法不一。如对张元仔来自何方,当地就有两种说法,一说来自云霄的下河,那是客家话的流行区域;一说来自云霄的西林,那是闽南语的流行区域 也许因选择西林更有利于他们的生存,所以从十四世朝玉修房谱开始,便认同“西林'为张氏祖地。再如元仔公为何而来,当地也起码有四种说法《(上祀堂)族谱》说是“(元仔公)游学一而至官陂";而永祖房《官陂清河世系录》说“元仔公(是)因逃军,自西林和尚塘";1989年由官陂三胞委根据台湾廖氏族谱资料所编印的《官陂张廖氏渊源》则称是“元顺帝时,白莲教倡乱、一(元仔公)避居到官陂";最后一种是民间传说 “张元仔原在朝廷做官,犯了满门抄斩之罪,才逃到官陂来"  又如对四个房的认识,《(上祀堂)族谱》认为是“友来公深感势单力薄一一乃承(祖妣之)命娶吕、柳、江、章氏,各生一男,共有四子,超群出类。 而永祖元丰房房谱则说是“友来公先娶江氏为德配,三年无出,后娶柳、江二氏,膝下犹虚 =年制满,再娶章氏,连生四子,四位祖妣各抱一子,江抱永安,柳抱永宁,吕抱永传,章留永祖"的再如对明嘉靖年间的分户,乾隆朝玉房记载为“公之派下开班名廖文兴,其弟三人仍当廖日新'  而永祖房的《官陂清河世系录》则记载为“永宁、永传、永安开为廖文兴户,永祖为廖日新户"。也正因为《(上祀堂)族谱》出现了“其弟三人"的称呼,当地长老张南山先生才提出“从洪武乙卯的前一年元仔人赘廖家到明嘉靖开户,前后近200年,才传了三代,殊不合理。故元仔公人赘廖家应是宣德乙卯的前一年才对。"这些分歧的出现,说明早在清乾隆年间首次修谱时,张廖氏人对于自己早期历史的记忆便已基本淡忘,剩下的只是一此模糊不清的传说 
至于“生廖死张"的由来,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证据是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由十四世祖朝玉编纂的《官陂张廖氏(上祀堂)族谱》中的“正祖张元仔公传"。文中以元仔公遗嘱的方式,嘱咐后嗣“生当姓廖,代父报德,死当姓张,以存子姓,生殁不忘张廖两姓"。然而,从最近发现的明永历七年0654)《长林寺记》及清康熙丙申年0716)《高隐寺石碑记》(附录6、附录7)上的记载,则可证明清代初年以前,这种观念其实并不存在,因为按照1979年台湾《廖氏大宗谱》所载的世系,同是日享公的后裔,大佐房九世祖子可,在《长林寺记》等一系列碑记中,都署名为张子可,十四世志高在《高隐寺石碑记》中也署名为张志高,而同一大房的十世祖立庵、十二世祖清河及永祖元偬房的十二世祖震元则在《高隐寺石碑记》中分别署名为廖讳兴、廖清河、廖震元,一直到1959年编撰的《张廖氏族谱》,族人才将廖兴原来的姓名改为“字",即“立庵,讳朗,字廖兴"。与此相类似的还有 “万氏集团" 18个结拜兄弟之一、龙山房十一世祖福祯(参加武装暴动后,在打下黄冈返回官陂的路上被民团杀害)和大佐房锡垣次子、十一世祖钦华。据张君燕先生报告,福祯原来的姓名叫 “廖猛",后来才在族谱中改为“张"姓。而钦华,据说原来的姓名叫廖晖,后来,族谱中才将“廖"姓改换成“张。姓,并将其原来的姓名改换成“字'。
更有力的证据是张廖氏五世祖道文公分别拥有的两座坟墓上的墓碑文字,前一座是位于官陂墟上的蟹形墓,而后一座则是位于大埔薯园的封堆墓。关于这两个墓的关系,当地传说,道文公年迈之时,想给后代留下一处好风水,于是,便派专人从赣州兴国县三僚村请来了著名的风水大师廖弼。廖弼来到官陂后,站在高处一望,知道这里隐藏着一只展翅欲飞的风凰(即藏着一处风形墓)。但风凰到底落在何处?廖弼一连找了三年,直到道文公去世时,他也未能找到。无奈之下,只好在官陂墟的旁边给道文公另找了个蟹形墓地。当墓穴已经建好,正准备给道文公落葬时,天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把在场的人一个个淋得像落汤鸡,工程只好暂时停了下来。一会儿,雨停了,前来送饭的人一身干净地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了大家的面前。廖弼看了,觉得很奇怪,便问送饭人:“刚才下了这么大的雨,你怎么身上一点没淋湿?"送饭的人回答:“下大雨时,我们正走到前面那个小山冈的几棵小松树底下。说来也怪,刚才,其他的地方,雨都下得很猛,唯独我们所站的那块地方,却一点雨也没下着。"廖弼听了,心里一亮,赶忙叫送饭的人带他再去寻找那块地方。到了那里,廖弼一看,感慨地说:“我苦苦寻觅了几年的风凰地,原来就落在这里。"由是,道文公子孙当即决定,就在这里给道文公另建一座万世流芳的风形墓。从上述传说故事来看,蟹形墓与风形墓,虽然落成次序有先有后,但建筑年代应该是一致的。可从墓碑文字来看,前一座墓,墓铭为“春翁廖公墓道辛已年仲春立";而后一座墓,墓铭则为“岁次辛丑种德张公四十显守静江氏五娘之坟囗囗二房立”。从墓铭可以判断出,前一座墓,应是道文公正德十六年(巧20去世时的原葬墓,所以墓碑上的文字很简单,只有姓名和人葬时间。而后一座是嘉靖二十年(巧41)其妻子亡故以后,将道文公遗骸迁来与妻子合葬时的合葬墓,故墓碑上既有宗族排序,还有私谥,而在官陂,给亡者立谥号,是清代乾隆年间张廖氏组建了宗族,并建起了总祠以后才兴起的做法,更何况墓碑上的“墓道"已改称为 “坟"。而“坟。的应用,据笔者多年从事考古工作的经验,乃清代中期以后才在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兴起的一种雅称。由此说明,这后一座墓,在其合葬之后,还在清代中晚期乃至民国初年曾经改葬
 
过。由前一个墓的墓碑文字,可以说明原来的道文公实际是“生也姓廖,死也姓廖",只有后一座经过改葬后的墓,才说明道文公已变为“在生姓廖,死后姓张" 
能与之相印证的还有明代崇祯年间的贡生张廷辉。在民国《诏安县志》“选举志"中,他被记载为“张廷辉,明崇祯年间贡生,二都人"。在他死了以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重修龙光庵碑记》依然记载为“太学生张廷辉公助银五元" 0这说明,明代的张廷辉,在生姓张,死后依然姓张。以上事例足可证明,明代以前,在现有的张廖氏家族祖先中,至少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种姓,一种为“在生姓廖,死也姓廖",如廖道文、廖兴、廖霸、廖晖、廖清河、廖震元;而另一种为“在生姓张,死也姓张",如张子可,张廷辉、张志高等。只是到清雍正年间以后,情况才突然发生变化,民国《诏安县志》“选举志"中,凡清代雍正以后的张廖氏科举中式者,无一例外的全部改成了廖姓,而在清雍正癸丑年(1733)的龙光庵《佛光普照碑》(附录8)中,凡张廖氏的善缘人,又无一例外地全部变成了张姓。更有意思的是,在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重修龙光庵碑记》(附录9)中,作为修庙倡导者的廖廷哲,在描述其倡导修庙经过时,直书其为“太学廖廷哲",而在捐款名单中,则改载为“太学生张廷哲助银六元"。为什么同一个人、同一块碑,前者要姓廖,而后者要改姓张?经请教当地人士才知道,原来在他倡导修庙时,用“廖"姓,表明他是在阳人,以对应张廖氏“生当姓廖"而捐款是为祖先积德,功劳要归到祖先的名下,所以要改为“张”姓,以对应“死当姓张,以存子姓"。由此说明,张廖氏“生廖死张”的统一概念,实际是晚至清代雍正年间以后才形成的。至于张廖氏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出现如此大的变化?目前尚不得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所说的都只是知识界中的一种说法,并见诸一些文字记录。而民间则传说,张元仔人赘廖家之后,并未要求后代要“生廖死张",而是要求“男张女廖" 0多年从事道场法事的香花和尚高勇也证实,在他们现在做法事上表的时候,出嫁了的张廖氏,表文中都要写上“囗门廖氏",而不写“囗门张氏"六其实,随机改姓,从过去到现在,不仅在官陂的张廖氏中,而且在官陂的其他姓氏中,也普遍存在。如下官村的陂头,与张廖氏杂居在一起的,有100多位姓钟的畲族人,他们为了寻求张廖氏的庇护,很早就改换成了张廖姓,并共同参加张廖氏族人的祭祖和扫墓活动。20世纪80年代,为了能享受到计划生育中多生一个小孩的政策优惠,他们才拿出保留下的依据,要求恢复为畲族钟姓。但即使如此,在他们的印章中,仍然一头刻“钟"姓,一头刻“张" 姓,对外依然自称“张廖",并直到现在还一如既往地参加同一个屋场张廖氏的所有宗族活动。在陂龙的梅子岭则有几户陈姓人,据说过去都姓蔡,后因其祖先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一天夜里,梦中突然得到九仙公的开导,说要出家当和尚才能转运,于是,该祖便毅然离家到九仙岩做和尚去了。留下几个儿子,为了便于科考,便把其户籍寄放到了姓陈的人家里。自此,子子孙孙都 “在生以陈为姓",但死后,灵牌上则要改写成“蔡囗囗"在永祖房《官陂清河世系录》抄件中,笔者还在九世祖信台公立蒸尝的传记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乾隆甲戌(1754)钟与突起兽行,率钟英打死钟提,牵连堂兄弟十数人,蒸尝尽废。"查永祖房房谱,从头至尾,未见有序谱“钟"字,这此人是否也像大佐房的廖兴一样,是一些将姓名改换成“字" “号"的钟姓改姓人?令笔者觉得有些可疑 
与官陂一样,改姓的现象在诏安的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号称陈元光六部将之一的马姓,据说南宋末年,因族人运粮支持小朝廷,全部遇害。仅留下一名小孩,因到姑夫家做客,逃过了这一劫,后被姑夫养大,改姓为李,从此之后,世世代代“在生姓李",而死后,则要在灵牌的背后注上一个“马",以示永不忘祖。而在民国《诏安县志》的“选举志"中,改名的记载就更多,如:“周旋,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举人,本姓朱”;“汾倬文,康熙四十年壬午举人,本姓陈";“吴天培,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举人,榜姓林";“吴宗宣,雍正四年丙午举人,榜姓沈';“许开士,乾隆元年恩科举人,榜姓林";“明贡生柳大叶,本姓李,正德七年由广东饶平县岁选漳平教谕";“汪芷,本姓孙,康熙五十岁贡,任同安训导". “王色佐,榜姓朱,雍正元年拔贡";“吴琏,本姓黄,康熙五年武科举人"  
不管这些人改姓有什么理由,但起码一点,它说明改姓已成为官陂,乃至整个诏安地区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而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显然又与该地区较恶劣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前所述,官陂乃至整个诏安位于闽、粤两省的接合部,这里 “山泽多而膏沃少,五谷所登,不足自给'六为了糊口,农耕之余,人们只能以打担、贩运度日。而由于当地自然资源严重短缺,除了食盐,几乎无物可贩。而贩卖私盐的风险很大,其间,不仅道路崎岖难走,途中时常会遭遇土匪的劫掠。更有甚者,官府也经常派官兵沿路拦截,这些人以查私为名“暴虐过甚,居其室而掠其野,少不遂,鞭挞滥施,至经过之处,任意摧残,民若畏避,即拆房屋,毁器具,靡所不至",“更有地方民牧,抚绥无法,而胺削横加,差徭繁重而敲诈不已,民不安生,遂铤而走险'  故以暴力反抗官府的事件在官陂乃至整个诏安时有发生。清顺治年间,由张耍领导的二都九甲的乡民武装暴动就是其中的一例,而平日间,乡民因忍无可忍而动手打死盐差、粮差、税警,乃至私通倭寇的事件也屡有发生℃仅据这次调查搜集到的各房房谱的记载,在张廖氏中,明清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至少有过三次,其中两次发生在明代初年,时“官陂有廖氏为恶为大逆者,国法欲捕若人而诛之。若人业已脱逃,累及通族"(族中传说,这次的“为恶为大逆"就是打死了“官差");又张廖氏云霄五世祖“临寿公之第四子强大、五子强二,(也)因通倭倡乱,充军广东潮州"  一次发生在康熙癸卯年(1663),有“坪寨(永祖房)叔侄抗饷殴死粮差涂才,(天与公)蒸尝尽废' 0。而进人民国之后,打死官差的事件又至少发生过两次,一次在下官墟新墟场开市后不久,因税警前来抓逃税商户,激起民愤,当场有人将税警活活打死;另一次发生在某年的万古庙游神之时,因官府派警察前来阻止游神,乡民激愤,动手将一名前来阻拦的警察当场打死。这两次事件,后来都因得到张姓士绅、时任诏安县县长张贞的庇护,才使肇事者幸免于难 
在这样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下生活,以姓氏为契机,以忠义为信条组建起来的强大宗族对于保障乡民的生存权利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在其羽翼的庇护之下,不管其血缘关系的亲疏如何,相互之间都可以结成强大的社会联盟,以对抗来自自然与社会的各种危害 同时,也可在不重血缘的理念驱使下,用随机变换姓氏的方式来不断寻找社会力量的保护,以躲避法律的约束,逃脱官府的追剿。这也许是官陂,乃至诏安改姓频频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在笔者对张廖氏这个复姓宗族为什么会在清代初年正式形成,并迅速变得非常强大而疑惑不解时,笔者又在永祖房官北村抄本《官陂清河世系录》中寻找到一条新的资料抄者在世系最后一页的空白处记录下了“张廖族各房的旗号",全文如下

北坑 白旗镶红唇 日新
龙山 白旗镶白唇
二房 八 白旗与日新同 镶红唇
老六 黑旗镶红唇白旗镶
上官 绿唇
从上述记录中,我们看到,同为张廖氏,但族中却分出了黑、白两色旗,且旗上又有不同的镶边。而不同颜色的旗帜,在诏安地区,是不同姓氏的标志。证见新编《诏安县志》“大事记":“咸丰三年(1853)邑内红白旗械斗激烈,旷日持久,城厢内外以至农村的道路都不能畅通。"上述资料的取得也许能为我们解开张廖氏宗族形成之谜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2)官陂张廖氏,尽管无论从语言还是生活习俗分析,都是典型的客家人,但在他们对祖先历史的追述中,无论就张氏始祖,还是廖氏始祖,都千方百计地想要与开漳圣王陈元光挂上钩,自称是其部将留下的后裔,甚至在下官的“重兴庙"里,还将陈元光作为主神,奉祀在庙堂的正中(尽管这在官陂并不普遍)。而陈元光是漳、泉“闽南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尊神明,在族群识别中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是闽南地区两种文化长期互融的结果,同时也反映出,弱势群体在强势群体的层层包围 之中,其所代表的文化也会对强势文化表现出更多的宽容与依赖,这也许是“福佬客”现象会在闽南地区形成气候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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